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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燦爛陽光
本文原刊於國民戲院「拉丁美洲影展」特刊，請勿轉載，謝謝！
安德烈伍德（Andres Wood）算是跟台北電影節頗有淵源的一位導演，他的處女作《足球夢》（Football Stories）曾在1998年第一屆台北電影節得到國際類的「特別獎」，新作《那年陽光燦爛》（Machuca）也因在今年的台北電影節放映時引起不少迴響，而有機會正式登上台灣院線。
文藝青年大概知道，1973年不是只有彈珠玩具，政局不穩定的智利首都聖地牙哥街頭示威不斷，而美國中情局幕後策動軍方政變掌權，那一天，恰好是九月十一日。安德烈伍德以帶著自傳色彩的無限鄉愁打造《那年陽光燦爛》，從家境富裕的白人少年岡薩羅的觀點見證那段動盪的日子。他看著母親紅杏出牆、他看著左派色彩的校長馬克安諾神父為消弭階級成見融合族群而免費招收窮人家的孩子入學，他因此和瑪秋卡結為好友，然後他倆同時愛上了美麗的女孩希薇娜。在這個三人行的奇異組合裡，岡薩羅負責滿足另兩人對物質生活的想像，而瑪秋卡與希薇娜則帶著他穿梭在共產黨、軍政府的示威遊行中，不是為了聲援自己的信仰，只是為了好在各個遊行隊伍中販售商品餬口，管他們什麼左派右派的，反正有錢賺的就是好派。腳踏車、黨旗、煉乳、香菸等物質的、實體性的物品，都被安德烈伍德聰明地「精神化」，暗喻為不同階級、黨派間的交流、聯繫方式。
從純真少年的角度比對成人世界的做作與虛假，從日常生活的微小改變見證國家歷史的變化動盪，一直是成長電影樂此不疲的萬用靈丹。我們甚至可以簡單形容《那年陽光燦爛》就是一部「1973年的九月十一日，我的世界從此改變」的電影。如果說「性」、「政治」與「死亡」是構成精彩戲劇的三原色，那安德烈伍德顯然已摸到竅門，讓《那年陽光燦爛》成為一部非常精準、非常討好的影展牌電影，許多精心的小設計雖偶嫌匠氣，那種對矛盾又無奈處境的刻畫看似包容實則算計，你卻不得不承認這些伎倆的確受用，的確不負使命地觸動了挑嘴觀眾的內心底處。於是，《那年陽光燦爛》成了許多人口中更年輕版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The Motorcycle Diaries），也成了智利版本的《童年再見》（Au revoir les enfants）。
其實從「三人行」如何開始、又為什麼結束的因果關係來看，《那年陽光燦爛》倒是與《巴黎初體驗》（The Dreamers）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兩男一女的分享與爭執裡，性是打火機，點燃了革命，卻也「啟蒙」了現實。偏偏現實的差距永遠是戳破美麗假象的利器，而認清真相對於冷靜思考與自省，終究是無能為力的。《巴黎初體驗》封閉世界裡的性愛三人行，註定要被真實世界的種種政治幻想與革命口號，殘忍地切割開、分離。而《那年陽光燦爛》裡甚至還稱不上「愛」的純真三人行，在安德烈伍德先是輕盈活潑，然後漸趨沈重的步調中，宿命地被一場煽情高潮拆散，無論是有勇氣的、憤怒的，還是懦弱、逆來順受的，都只能哭哭啼啼地、無奈地帶著遺憾，懷著1973年的鄉愁向童年說聲Goodbye。
安德烈伍德（Andres Wood）算是跟台北電影節頗有淵源的一位導演，他的處女作《足球夢》（Football Stories）曾在1998年第一屆台北電影節得到國際類的「特別獎」，新作《那年陽光燦爛》（Machuca）也因在今年的台北電影節放映時引起不少迴響，而有機會正式登上台灣院線。
文藝青年大概知道，1973年不是只有彈珠玩具，政局不穩定的智利首都聖地牙哥街頭示威不斷，而美國中情局幕後策動軍方政變掌權，那一天，恰好是九月十一日。安德烈伍德以帶著自傳色彩的無限鄉愁打造《那年陽光燦爛》，從家境富裕的白人少年岡薩羅的觀點見證那段動盪的日子。他看著母親紅杏出牆、他看著左派色彩的校長馬克安諾神父為消弭階級成見融合族群而免費招收窮人家的孩子入學，他因此和瑪秋卡結為好友，然後他倆同時愛上了美麗的女孩希薇娜。在這個三人行的奇異組合裡，岡薩羅負責滿足另兩人對物質生活的想像，而瑪秋卡與希薇娜則帶著他穿梭在共產黨、軍政府的示威遊行中，不是為了聲援自己的信仰，只是為了好在各個遊行隊伍中販售商品餬口，管他們什麼左派右派的，反正有錢賺的就是好派。腳踏車、黨旗、煉乳、香菸等物質的、實體性的物品，都被安德烈伍德聰明地「精神化」，暗喻為不同階級、黨派間的交流、聯繫方式。
從純真少年的角度比對成人世界的做作與虛假，從日常生活的微小改變見證國家歷史的變化動盪，一直是成長電影樂此不疲的萬用靈丹。我們甚至可以簡單形容《那年陽光燦爛》就是一部「1973年的九月十一日，我的世界從此改變」的電影。如果說「性」、「政治」與「死亡」是構成精彩戲劇的三原色，那安德烈伍德顯然已摸到竅門，讓《那年陽光燦爛》成為一部非常精準、非常討好的影展牌電影，許多精心的小設計雖偶嫌匠氣，那種對矛盾又無奈處境的刻畫看似包容實則算計，你卻不得不承認這些伎倆的確受用，的確不負使命地觸動了挑嘴觀眾的內心底處。於是，《那年陽光燦爛》成了許多人口中更年輕版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The Motorcycle Diaries），也成了智利版本的《童年再見》（Au revoir les enfants）。
其實從「三人行」如何開始、又為什麼結束的因果關係來看，《那年陽光燦爛》倒是與《巴黎初體驗》（The Dreamers）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兩男一女的分享與爭執裡，性是打火機，點燃了革命，卻也「啟蒙」了現實。偏偏現實的差距永遠是戳破美麗假象的利器，而認清真相對於冷靜思考與自省，終究是無能為力的。《巴黎初體驗》封閉世界裡的性愛三人行，註定要被真實世界的種種政治幻想與革命口號，殘忍地切割開、分離。而《那年陽光燦爛》裡甚至還稱不上「愛」的純真三人行，在安德烈伍德先是輕盈活潑，然後漸趨沈重的步調中，宿命地被一場煽情高潮拆散，無論是有勇氣的、憤怒的，還是懦弱、逆來順受的，都只能哭哭啼啼地、無奈地帶著遺憾，懷著1973年的鄉愁向童年說聲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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