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2007金馬影展特刊,請勿轉載,謝謝!
 
  
 
羅馬尼亞的電影發展史就跟其他大部分歐洲國家一樣,起源於十九世紀末期。然而羅馬尼亞電影真正進入全球電影工業,廣為影迷所知,卻是最近幾年的事情。
 
在電影製作已然走向專業分工,在地與全球交相作用影響的當下,國族電影(National Cinema)這個專有名詞拜「全球化」與「民族國家」在定義上愈見爭議之賜,更顯得界定困難。而從國內影視政經環境、主權社會歷史、文化意識經驗,與西歐及好萊塢的關係變化等面向,來檢視二十一世紀初期崛起的這波羅馬尼亞電影新浪潮,在折射新一代電影創作者帶著自傳經歷的世界觀同時,更能感受到一股跨越界限,從鄉愁中解放的未來性。
 
從時間點來看,羅馬尼亞新浪潮的起點,當然是始於千禧年之後。就如同八0年代的台灣電影新浪潮多少源自藝術創作者對當時保守政經體制及封閉電影形式的反動,羅馬尼亞新浪潮這波平均年齡層只有三十五歲的新銳導演們,不約而同把他們創作文本的時代背景與西奧賽古政權垮台的1989年,直接或間接地做出連結,亦是如此。比如《愛在世界崩毀時》與《無主孤軍》(The Paper Will Be Blue)就直接帶領觀眾重返1989年關鍵的一刻,分別從叛逆學生與國家軍人的不同角度,映照出身處歷史洪流下的尋常百姓,所遭遇的種種荒謬與無奈。《1208全民開講》則是巧妙地把故事拉到十六年後的今日,某地方電視台因應革命紀念日而舉辦特別的Call In節目,藉由媒體的偏執與瘋狂,重新檢視、質疑之後,再溫柔地撫慰了這段專屬於羅馬尼亞百姓的集體記憶,鋒利中藏著感性。
 
從地域上來看,後共產主義時期的羅馬尼亞電影,幾乎是把布加勒斯特當成放射中心,與西歐國家例如法國、義大利、德國,當然絕對不能少了美國,直接連成一道道直線。就如同艾米爾庫斯杜力卡的處女作《你記得桃莉貝爾嗎》曾以無比的活力描述了前南斯拉夫青少年與西方流行文化接軌的悲與喜,這一代的羅馬尼亞新銳導演,包括英年早逝的克里斯汀內梅斯古的兩部短片《我的七號女神》、《電梯春光》及長片《加州夢,未完成》,卡塔林米特里古的《愛在世界崩毀時》,以及克里斯汀穆基一鳴驚人的多線敘事處女作《幸福在西方》,各自藉由電光幻影,重新回味了他們的年少輕狂。此外,在海外流亡二十年直到共產政權倒台才重返羅馬尼亞拍片的路西安品特萊,以《下一站,天堂》殘酷卻又詩意地點出美國夢碎後,隨之而來的悲劇性毀滅。
 
或許,真正讓羅馬尼亞電影充滿國族特色與想像的,是從共產時期(1948-1989)的經典作品到今天諸多新浪潮電影中,永遠如幽魂般存在的父權陰影。從1968年震驚影壇的《重新組合的夏午》到故事背景設定在1987年共產黨倒台前夕的《4月3週又2天》,甚至描述年輕一輩對西歐、美國白人文化無限憧憬的《幸福在西方》或是暴露當代羅馬尼亞醫療體系沉痾的《拉札瑞斯古先生之死》,父權象徵彷彿一張無形的黑暗巨網,以或是寫實或是魔幻的姿態,高掛羅馬尼亞當空。它透過《一個刑訊者的下午》中紀錄前共產時期刑訊者的錄音機,以及《1208全民開講》的電視台特別Call In,呈現了記憶、歷史與真實交相辯證後的荒誕與奇異鄉愁。它藉由《橡樹下》開場即已死去的上校父親,《加州夢,未完成》最後不幸成為祭品的火車站長父親,《4月3週又2天》裡缺席的父親角色…,帶領各方觀眾往上攀爬。直到最頂端,看到了《橡樹下》那棵巨大的橡樹,感受到了《1208全民開講》雪的溫度,才終於露出一絲曙光。
  
即使微弱,仍依舊存在;即使殘酷,卻不減其寬容。透過《下一站,天堂》最後帶著遺腹子活下去的女服務生,及《愛在世界崩毀時》弟弟寫給姊姊的那封信,後共產時期的羅馬尼亞電影,在不確定的茫然與未知裡,始終努力在尋找出口。
 
 
 
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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