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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德琳（Mary Magdalene）是聖經故事裡一位妓女的名字，她因為受到基督的感召而悔過向善，並以香油膏為祂洗滌雙腳，她的罪從此獲赦免，有人稱她為基督的「第十三個門徒」。自十八世紀中後葉起，愛爾蘭等天主教國家的修女院開始收容（或稱為監禁）犯錯的女性，對她們執行感化教育。起先，這些以瑪莉瑪德琳為榜樣「自願」進來修女院，為聖母犧牲奉獻個一兩年的多是妓女。漸漸的，她們的身份擴散到未婚生子的、遭受強暴的、甚至只因面容姣好「可能」引誘男性犯罪的……。血跡斑斑的案例中最倒楣的莫過於私生女，她們在孤兒院長大成人後，往往必須被移送到修道院，為她們生來即背負的原罪服務。最悲慘的是，在她身邊一同工作，贖罪了二十年的中年婦女，極有可能就是她的母親──然而她永遠不會知道。沒有公開審判、更不可能給予答辯的機會，被監禁的女性同時被剝奪代表個人認同的姓名，必須以沈默、刻苦、無止盡的洗滌工作來清潔她們的罪孽。原先只是單純為神職人員服務的洗衣工作（當時的英國也有類似機構），後來卻漸漸演變成修道院附屬的洗衣營利事業，為修道院賺進驚人的利潤。直到1996年愛爾蘭最後一間洗衣坊關閉為止，總計有三萬名女性曾經接受過這類勞改。其中，最惡名昭彰的就是位於都柏林近郊的瑪德琳修道院。
曾演出肯洛區（Ken Loach）的電影《我的名字是喬》（My Name Is Joe）而榮獲坎城影帝頭銜的蘇格蘭男星彼得穆蘭（Peter Mullan），演而優則導的第二部劇情長片《瑪德琳姊妹》（The Magdalene Sisters）的故事即相準了愛爾蘭這段噤聲無語的過去，重回六０年代的瑪德琳修道院，挖掘埋藏在十字架後面的真相。電影在去年威尼斯影展獲頒最高榮譽金獅獎後即爭議不斷，今年八月，影片終於在美國作正式的商業放映，由Miramax公司發行。天主教聯盟為此對Miramax的母公司迪士尼集團公開提出抗議，聲稱Miramax公司自從1995年發行《神父》（Priest）以來，接二連三推出毀謗天主教的電影，包括《悲歡歲月》（The Butcher Boy），《怒犯天條》（Dogma）及《停機四十天》（40 Days and 40 Nights）。天主教高層指稱，電影裡的情境在今天看來也許粗暴不可思議，但彼得穆蘭狡詐地避諱把這個議題置放到更大的社會情境裡去作分析，也完全忽略愛爾蘭當時紛亂的政治情境及相關權力機制的缺席（註1）；再者，不只是天主教，其實基督教也有成立類似機構……。他們質問，彼得穆蘭何以忽略天主教無可數計的善行義舉，偏偏去挖一樁陳年往事。譴責的聲音並不完全來自宗教界，有評論譏諷，彼得穆蘭幾乎就是第二個蘭妮萊芬斯坦，以影像暴力把天主教妖魔化，殘暴指數甚至直追納粹及神學士政權。
面對山雨欲來的嚴厲指責，彼得穆蘭表示他對於拍攝這部電影的決定從未感到後悔，許多受害者看完電影後甚至跳出來說這部電影描述得還算含蓄。彼得穆蘭綜合他的考察及許多當年受害者的現身說法，在電影裡塑造了在當時被認定為「向下沈淪的女性」（Fallen Women）的三種典型：瑪格麗特，因為遭親戚強暴，被神父認定有罪；未婚生子的羅絲，眼睜睜目送親生兒被送走後，輪到她自己被送進瑪德琳洗衣坊；至於自小在孤兒院長大的柏娜蒂，只因與鄰家少年言語調情，就被老師判定有導致性犯罪的「潛力」而必須接受教誨。在洗衣坊裡，她們嚴禁在工作時相互對話，日復一日無償地洗滌，為修道院賺錢，直到她們被認定已脫胎換骨為標準的、符合世俗禮教規範的女人，直到送她們進去的「監護人」某日忽然決定把她們接出來為止。有些姊妹，就這樣地被社會、被家庭遺忘，一開始也許只是一個月，接下來是一年、十年、直到一生。
電影裡的瑪德琳修道院布置得陰森恐怖，神職人員集體妖魔化的貪婪、顢頇、殘暴及表裡不一，彷彿重現狄更斯筆下的人間煉獄。彼得穆蘭並無意推敲神職人員病態背後的傷口，也沒興趣為當時的社會情境及送這些少女進修道院的父母作心裡分析；他從來不打算把這部電影拍成女性版的《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或愛爾蘭版的《女生向前走》（Girl, Interrupted）。對於艱苦環境中容易被放大的女性情誼，他節制地避免過份感傷，也不刻意編造煽情的英雄主義。他既關注弱勢者在逆境裡的自處之道；也不忘細膩刻畫微小生命在龐大體制壓迫下，面對自由的渴望。彼得穆蘭曾在記者會上說過，他真正好奇的是，何以這般不堪回首的悲劇，直到最後一間洗衣坊關閉之後才漸次浮上水面？同樣身為受害者的姊妹們，何苦殘酷以待？而當初慘遭不人道待遇的受害者們，又是基於怎樣的心態寧願帶著這些苦痛的記憶入土？是不願在傷口上灑鹽，還是當年的機制化教誨早已根深蒂固地改變她們的言行，剝奪了她們的思考能力？
也許，彼得穆蘭的重點落在更巨大的人性時刻的捕捉上。於是，也許是一個鏡頭、也許是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剪影、甚至只是一個未加深刻描繪的過場……，在那個封閉年代裡，無止盡地掙扎、妥協的人性。被監禁的少女們其實不是無法逃離，然而就算她們真有辦法衝出修道院，整個保守的天主教社會不啻是更大的囚籠罷了。
有那麼一刻，自由的幻影在她面前閃了一下，卻又隨即恢復正常。有那麼一刻，她在絕望的監獄裡看見朝思暮想的孩子，竟以為這就是希望。
一群精彩的演員絕對是本片的最大功臣。老牌女星吉拉汀麥伊紋（Geraldine McEwan）飾演殘暴的布莉姬修女，即使只是一兩個靜默不語的特寫鏡頭，她精湛的演出也足夠神奇地豐潤這個角色刻板地流於單方面的缺陷（註2）。飾演心細如髮的瑪格莉特的安瑪莉杜芙（Anne-Marie Duff）、飾演逆來順受的未婚媽媽羅絲的桃樂西杜妃（Dorothy Duffy）、以及閃亮地詮釋叛逆、任性的柏娜蒂的諾拉珍努安（Nora-Jane Noone）三位新人的自然演出，搭配愛爾蘭女星伊琳華許（Eileen Walsh）飾演的未婚媽媽克莉絲琵娜那股顢頇、真摯、令人心疼的脆弱，為這部電影增添了堅韌的說服力。
穆蘭拍攝本片無疑是誠懇的；然而，當他必須說服觀眾相信他的研究時，卻又是狡詐的。他讓飾演克莉絲琵娜的女演員伊琳華許在一場慶典高潮戲時失控大叫：「You are not a man of God」連續二十次，企圖藉由疲勞轟炸式的重複哭喊，把創作者個人對歷史創傷的控訴深深扎進觀者心坎。也因此有人就這部作品與拉斯馮提爾的「良心三部曲」相比，批評穆蘭如同馮提爾般狡猾，藉由電影語言操弄觀眾對於「純良」、「善意」的情緒體認、販賣觀眾廉價的情緒激動。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收場時柏娜蒂狠狠凝視的停格鏡頭，其實那雙怨毒的眼神更似來自於彼得穆蘭自己的眼睛。那道銳利的目光，似乎正閃爍著──歷史的過錯，永遠無法被原諒，更不應該被遺忘。
註1：早在愛爾蘭獨立之前，天主教早已成為愛爾蘭國族認同的唯一火把，也因此在1920年獨立建國之後，政府理所當然地認定道德、性、家庭等議題是教會的管理工作。愛爾蘭總理Bertie Ahern近年曾向受害家屬公開道歉，聲稱唯有正視歷史的錯誤，國家才能邁向成熟民主，並成立委員會展開調查及賠償事宜。
註2：吉拉汀麥伊紋（Geraldine McEwan）在本片的演出大獲好評，去年卻沒機會獲得英國電影金像獎的肯定（今年的英國獨立精神獎也同樣槓龜）。這位老牌女星近作包括《戰士終結者》（Titus）裡的短命接生婆，及《情有千千結》（The Love Letter）的媽媽一角。有趣的是，本片有段描述瑪德琳修道院在聖誕夜播映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主演的《聖瑪莉的鐘聲》（The Bells of St Mary’s）作為休閒活動，布莉姬修女以前所未見的和善態度興奮地訴說她對電影的喜好。諷刺的是，布莉姬修女的行徑卻和《聖瑪莉的鐘聲》裡闡揚的修女義行大相逕庭。
曾演出肯洛區（Ken Loach）的電影《我的名字是喬》（My Name Is Joe）而榮獲坎城影帝頭銜的蘇格蘭男星彼得穆蘭（Peter Mullan），演而優則導的第二部劇情長片《瑪德琳姊妹》（The Magdalene Sisters）的故事即相準了愛爾蘭這段噤聲無語的過去，重回六０年代的瑪德琳修道院，挖掘埋藏在十字架後面的真相。電影在去年威尼斯影展獲頒最高榮譽金獅獎後即爭議不斷，今年八月，影片終於在美國作正式的商業放映，由Miramax公司發行。天主教聯盟為此對Miramax的母公司迪士尼集團公開提出抗議，聲稱Miramax公司自從1995年發行《神父》（Priest）以來，接二連三推出毀謗天主教的電影，包括《悲歡歲月》（The Butcher Boy），《怒犯天條》（Dogma）及《停機四十天》（40 Days and 40 Nights）。天主教高層指稱，電影裡的情境在今天看來也許粗暴不可思議，但彼得穆蘭狡詐地避諱把這個議題置放到更大的社會情境裡去作分析，也完全忽略愛爾蘭當時紛亂的政治情境及相關權力機制的缺席（註1）；再者，不只是天主教，其實基督教也有成立類似機構……。他們質問，彼得穆蘭何以忽略天主教無可數計的善行義舉，偏偏去挖一樁陳年往事。譴責的聲音並不完全來自宗教界，有評論譏諷，彼得穆蘭幾乎就是第二個蘭妮萊芬斯坦，以影像暴力把天主教妖魔化，殘暴指數甚至直追納粹及神學士政權。
面對山雨欲來的嚴厲指責，彼得穆蘭表示他對於拍攝這部電影的決定從未感到後悔，許多受害者看完電影後甚至跳出來說這部電影描述得還算含蓄。彼得穆蘭綜合他的考察及許多當年受害者的現身說法，在電影裡塑造了在當時被認定為「向下沈淪的女性」（Fallen Women）的三種典型：瑪格麗特，因為遭親戚強暴，被神父認定有罪；未婚生子的羅絲，眼睜睜目送親生兒被送走後，輪到她自己被送進瑪德琳洗衣坊；至於自小在孤兒院長大的柏娜蒂，只因與鄰家少年言語調情，就被老師判定有導致性犯罪的「潛力」而必須接受教誨。在洗衣坊裡，她們嚴禁在工作時相互對話，日復一日無償地洗滌，為修道院賺錢，直到她們被認定已脫胎換骨為標準的、符合世俗禮教規範的女人，直到送她們進去的「監護人」某日忽然決定把她們接出來為止。有些姊妹，就這樣地被社會、被家庭遺忘，一開始也許只是一個月，接下來是一年、十年、直到一生。
電影裡的瑪德琳修道院布置得陰森恐怖，神職人員集體妖魔化的貪婪、顢頇、殘暴及表裡不一，彷彿重現狄更斯筆下的人間煉獄。彼得穆蘭並無意推敲神職人員病態背後的傷口，也沒興趣為當時的社會情境及送這些少女進修道院的父母作心裡分析；他從來不打算把這部電影拍成女性版的《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或愛爾蘭版的《女生向前走》（Girl, Interrupted）。對於艱苦環境中容易被放大的女性情誼，他節制地避免過份感傷，也不刻意編造煽情的英雄主義。他既關注弱勢者在逆境裡的自處之道；也不忘細膩刻畫微小生命在龐大體制壓迫下，面對自由的渴望。彼得穆蘭曾在記者會上說過，他真正好奇的是，何以這般不堪回首的悲劇，直到最後一間洗衣坊關閉之後才漸次浮上水面？同樣身為受害者的姊妹們，何苦殘酷以待？而當初慘遭不人道待遇的受害者們，又是基於怎樣的心態寧願帶著這些苦痛的記憶入土？是不願在傷口上灑鹽，還是當年的機制化教誨早已根深蒂固地改變她們的言行，剝奪了她們的思考能力？
也許，彼得穆蘭的重點落在更巨大的人性時刻的捕捉上。於是，也許是一個鏡頭、也許是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剪影、甚至只是一個未加深刻描繪的過場……，在那個封閉年代裡，無止盡地掙扎、妥協的人性。被監禁的少女們其實不是無法逃離，然而就算她們真有辦法衝出修道院，整個保守的天主教社會不啻是更大的囚籠罷了。
有那麼一刻，自由的幻影在她面前閃了一下，卻又隨即恢復正常。有那麼一刻，她在絕望的監獄裡看見朝思暮想的孩子，竟以為這就是希望。
一群精彩的演員絕對是本片的最大功臣。老牌女星吉拉汀麥伊紋（Geraldine McEwan）飾演殘暴的布莉姬修女，即使只是一兩個靜默不語的特寫鏡頭，她精湛的演出也足夠神奇地豐潤這個角色刻板地流於單方面的缺陷（註2）。飾演心細如髮的瑪格莉特的安瑪莉杜芙（Anne-Marie Duff）、飾演逆來順受的未婚媽媽羅絲的桃樂西杜妃（Dorothy Duffy）、以及閃亮地詮釋叛逆、任性的柏娜蒂的諾拉珍努安（Nora-Jane Noone）三位新人的自然演出，搭配愛爾蘭女星伊琳華許（Eileen Walsh）飾演的未婚媽媽克莉絲琵娜那股顢頇、真摯、令人心疼的脆弱，為這部電影增添了堅韌的說服力。
穆蘭拍攝本片無疑是誠懇的；然而，當他必須說服觀眾相信他的研究時，卻又是狡詐的。他讓飾演克莉絲琵娜的女演員伊琳華許在一場慶典高潮戲時失控大叫：「You are not a man of God」連續二十次，企圖藉由疲勞轟炸式的重複哭喊，把創作者個人對歷史創傷的控訴深深扎進觀者心坎。也因此有人就這部作品與拉斯馮提爾的「良心三部曲」相比，批評穆蘭如同馮提爾般狡猾，藉由電影語言操弄觀眾對於「純良」、「善意」的情緒體認、販賣觀眾廉價的情緒激動。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收場時柏娜蒂狠狠凝視的停格鏡頭，其實那雙怨毒的眼神更似來自於彼得穆蘭自己的眼睛。那道銳利的目光，似乎正閃爍著──歷史的過錯，永遠無法被原諒，更不應該被遺忘。
註1：早在愛爾蘭獨立之前，天主教早已成為愛爾蘭國族認同的唯一火把，也因此在1920年獨立建國之後，政府理所當然地認定道德、性、家庭等議題是教會的管理工作。愛爾蘭總理Bertie Ahern近年曾向受害家屬公開道歉，聲稱唯有正視歷史的錯誤，國家才能邁向成熟民主，並成立委員會展開調查及賠償事宜。
註2：吉拉汀麥伊紋（Geraldine McEwan）在本片的演出大獲好評，去年卻沒機會獲得英國電影金像獎的肯定（今年的英國獨立精神獎也同樣槓龜）。這位老牌女星近作包括《戰士終結者》（Titus）裡的短命接生婆，及《情有千千結》（The Love Letter）的媽媽一角。有趣的是，本片有段描述瑪德琳修道院在聖誕夜播映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主演的《聖瑪莉的鐘聲》（The Bells of St Mary’s）作為休閒活動，布莉姬修女以前所未見的和善態度興奮地訴說她對電影的喜好。諷刺的是，布莉姬修女的行徑卻和《聖瑪莉的鐘聲》裡闡揚的修女義行大相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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