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影，我略知一二……

．《與巴席爾跳華爾滋》Vals Im Bashir
當年我看完《綠的海平線》就立刻寫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台灣如果要把台籍日本兵的血淚故事拍成電影，唯一的方法應該是拍成動畫片。如今的《與巴席爾跳華爾滋》，證實了我的想法。片中許多帶有超現實感的畫面倘若實際拍攝出來，極可能流於做作、神采盡失、過度人工化；然而以動畫表現的結果卻是恰好相反，除了符合經濟效益之外，動畫豐富的視覺特性更是為影片的戲劇張力產生了實質性的加分作用。
 
以色列導演阿利佛曼拍攝紀錄片起家，所以《與巴席爾跳華爾滋》以他本人「帶有象徵意味的選擇性遺忘」的過往軍旅生涯的流失記憶作為影片出發點，透過走訪各地昔日同袍談論1982年的貝魯特大屠殺事件（並巧妙將之與導演的父母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做出連結），一方面質疑了記憶、真相與個人、國族歷史的相對脈絡連結，一方面亦佐以虛構的想像與夢境片段好提昇電影本身的美學質地。阿利佛曼以非常詩意的手法，放大戰爭中的種種微小事件，藉以拉出巨大而浩瀚的視野，可說是自《紅色警戒》之後最突出的戰爭電影。於是，這部以動畫形式來表現的紀錄片，既可以是一份訊息強烈的人權調查報告，也成為一件主觀大膽的藝術創作品。
 
銀幕上一格格影像的成型，往往源於人類錯綜記憶、夢境與想像的交雜。它們遊走於真實與虛構最曖昧幽微的界線邊緣，其核心本質既是對於創作者生命歷程中特定事件的重製與再現，更是基於某些失落人事物的追憶與補償。所以，創作也可說是某種形式上的心理治療，之於創作者，之於觀賞者，皆是如此。相隔不到半世紀，同樣的猶太血液，卻從受難者搖身一變成為加害者、冷漠的旁觀者。阿利佛曼最後以大屠殺的真實資料檔案圖像作為本片收場，在藝術表現上雖嫌手法僵硬了點，但如此鮮明強烈的控訴方式，其實正是源於阿利佛曼拍攝此片的堅定初衷。唯有真實的影像，才具備足夠的勁道，逼使薄弱意志的多數大眾正視歷史悲劇，戳破人類社會（作為黎巴嫩基督徒長槍黨民兵同盟軍的以色列軍隊）的所有偽善，重新思考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所謂「邪惡的庸常化（the banality of evil）」課題。